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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对外开放思想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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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0: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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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西方的民主、平等的自由思想，维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予以了吸收和宣传。梁启超曾指出，“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焉，如则天下平矣。”而只有建立在“国人各行其固有权”基础上的“全权之国”，（注：李华光、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30－31页。）才能转贫弱而至富强。康有为构想了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大同社会，并且强调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下，况男子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严复则深刻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是“自由”，“民主”不过是“自由”在*上的一种表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3页。）因而大力倡言中国社会最为害怕和需要的天赋人权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主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3页。）
维新派正是借重这些刚从西方拿过来的新式武器，对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剖析，对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进行了抨击，并且要求清政府全面变法，破除隔阂，实现真正的对外开放。康有为曾上奏清廷指出，不应满足于修铁路、举矿务、办学堂、兴商务之类枝枝节节的“变事”，而应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于*、经济、军事、文化各“筹全局而全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16页。）谭嗣同则进一步提出了“中外通”这一范畴，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对外开放。他说：“数十年来，学士大夫，覃思典籍，极深研几，罔不自谓求仁矣。及语以中外之故，辄曰‘闭关绝市’，曰‘重申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远，鬼神之冥漠，犹将以仁通之；况同生此地球而同为人，岂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于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可以通学，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况于通商之常常者乎！（注：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一版，第297页。）很显然，这里所说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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