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试图建立以工业为重点、兼顾各行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格局。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在《公交车上书》中提出了以工业为主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揽子计划，诸如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都是其提倡的富国养民之法。（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40－147页。）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奏，力陈振兴工商，改良农业。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要以工业立国。他说：“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傎乎？”而应当“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27页。）严复在翻译《原富》时，以按语的形式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说：“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为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为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者也。……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注：《严复集》第四册，第865－866页。）传统的“贵本而贱末”思想是错误的，农工商应当并重。接着又说：“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驿而兴。不及十稔，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注：《严复集》第四册，第882页。）这就是说，农业虽与工商业并重，但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工商业的发展，且终将为工商业所超越。

此外，维新派人士在强调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也主张把企业经营形式由官督商办转为商办或民办。严复指出，“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注：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677页。）康有为则上书建议：创办工商实业之事，应“一付于民”，“纵民为之”，力主改变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制度，建立许民自由创业的新体制。（注：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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