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人士在输入和传播进化论的同时，也意识到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的命脉，不在于“船坚炮利”之类“形下之迹”，也不在于“善会计”“善机巧”之类的注重功利事务，真正的关键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页。）即科学的精神和民主的观念。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具本地解释这种科学精神说，“西学格致”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事事物物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以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45页。）西方各国正是本着这种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才得以使国家由贫弱转为富强。“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11页。）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实学解”一篇中，也专门讨论了西方科学所以能够认识“实理”（真理）的“实测”（即实验）、“实论”（即归纳）、“虚实”（即演绎）三种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7～278页。）并提出了“士以智为先”；“人道以智为导”；“人惟有知，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而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卷第839页,第一卷第19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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