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先进的人们在举办近代工业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企业经营形式——公司制度。公司是在生产社会化、经济商品化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能有效地集合资本、组织生产、扩大生产规模的高级企业形式。因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而被马克思称为“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9页。）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更“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83页。）在这一阶段，李鸿章、郑观应等人都认识到，采用西方公司形式，“可收众擎易举之功。”（注：中国近代史数据丛刊《洋务运动》（七），第130页。）在实践中融合的企业经营形式－－官督商办公司制，郑观应分析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78页。）王韬也认为，“今欲矿务之畅行，莫如酌仿轮船招商之例，而小为变通”、“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维持保护。”（注：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70页。）尽管历来人们对官督商办形式褒贬不一，但它毕竟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结合自己国情所设计的一种可行的企业经营形式，标志着晚清对外开放思想发展到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阶段。 

总之，在这一阶段，先进的人们已经改变了前一阶段仅仅从中国出发去观察世界的传统思维模式，开始从世界的角度反观中国，获得了一种“四洲相通”的世界观；他们对西方社会也不仅仅是好奇、了解和介绍，而是从流通领域认识了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以通商为主的对外开放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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