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垅市，1852年爆发了由蒂博尼哥罗领导的抗荷起义，由于不明真相，加上各种谣言，使三宝垅的华人处于极度惊慌不安之中。于是华人在经当地政府同意之后，集资在华人社区的四个进出路口修建四个异常坚固的大门，每晚关闭，并由华人轮流巡逻，直至早晨六时才能开放通行。[8]在这样的时候，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华人聚居区，在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堡垒、避难所和贫民区的混合体”。[9]
由于长期来封建王朝将海外侨民视为“天朝弃儿”，也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华人移居异国谋生，立即成为海外孤儿，既无法得到移居地政府的任何关心，也不能指望得到本国政府的任何有效保护，华侨不论在移居地遭受何种凌辱和虐待，“为中国政府不闻不问，并为中国同胞视为‘边缘人’”[6]。他们只能凭借自卫的本能来应付。在外部种族歧视的压力之下，为求生存和发展，就模仿国内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成立许多社团组织，把中国传统的体制移植到海外去，建立起一套维持群体社会秩序的制度。
另一方面，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中，还有一种“自求多福”的传统，尽量避免向外界求助。他们不太关心自己团体以外的事情，同样也不希望别人干预他们自己的事务。每逢遇有纷争和冲突，他们总是争取在血缘和地缘的范围内解决。在这样的关系上，比较容易筹集到资金去救济诸如有病的、无产业的、上年纪的、寡居的和孤儿这样一些穷苦人。[10]这些以宗亲关系和乡土关系来联系的组织的不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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