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对义律取得处理对华事务上的进展并不满意。此后，巴麦尊一再发出训令，指示义律：公文书信须与总督直接往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交行商经手收发，并且不得用禀帖形式。1837年11月义律在这方面作了几次试探，“但总督始终不为所动”；这时义律就向英国外交大臣建议“由一兵舰送往白河口，当可立即从皇帝处取得一项对于这点作让步的命令。”〔26〕
直至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主持禁烟时，义律仍不能与清朝官员进行直接公文来往，凡事均须经行商代传。道光十九年三月（1839年4 月）间，洋商伍敦元等送到义律呈递钦差大臣一禀，由广州府呈缴。仅从形式上看，义律与旧时的大班似乎无甚差别；但实质上，此时的中外关系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义律在呈钦差大臣的禀文中，都自称为“英吉利领事”，并称“即经远职持掌国主所赐权柄，示令本国人等。”〔27〕美国人吐哪在呈钦差大臣禀文中亦自称为“咪＠④＠⑤国特差驻粤领事总管本国贸易事务。”〔28〕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1939年4月12日），林则徐奏称：“查各国买卖，以＠⑥咭＠④为较大，该国自公司散局以后，于道光十六年派有四等职夷人义律，到澳门经管商梢，谓之领事。”〔29〕在林则徐看来，“领事”的职责在于“经管商梢”。这时期林则徐在奏折中经常提到：“据该领事义律禀覆”、“旋据＠⑥咭＠④国领事义律禀明”、“旋据＠⑥咭＠④国领事义律禀称”，等等〔30〕。虽然这时的“领事”与近代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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