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就开始了同其它西方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及其它列强从中国掠夺了一系列权益。但此后十多年里美国在中国商业、传教等方面的进展与它原来的期望相距甚远，它们迫切希望借修约之机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开放。当时清政府对西方疑虑重重，不愿意再作更多让步。对此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对西方文明的敌意以及中国文明的“保守”性质，是阻碍美国扩展在华利益的主要因素。美国希望通过同其它西方列强的合作，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出让权益，1854年5月8日，国务卿麻西在给驻华公使麦莲的训令中，明确要求他“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帮助［英国］取得对通商的慷慨让步。”（注：阎广耀等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132页。 ）麻西明白，有了最惠国条款，无论英国在重订条约时得到什么权益，这些权益同样也将为美国所享有。
不过，这一时期美国同其它列强的合作并不充分，这主要是美国在如何迫使清政府让步的手段上同英法不相同。由于在华*、军事力量薄弱，也由于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十分强大，美国不能够采取武力强制的办法以实现自己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又从中国掠夺了大量权益，它们愿意暂时满足于所掠夺的果实，中外之间出现了暂时的、相对“和平”的局面，这种“和平”局面符合美国理想。“最惠国待遇条款把西方各国同中国的条约相互联系起来，并且意味着西方国家面对中国时是一个法律上的整体。（注：安德逊：《帝国主义与理想主义》，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从而为美国同其它列强的合作提供了基础。“考虑到美国在华力量和利益有限，追随英国和利用最惠国原则就更可理解了”。（注：安德逊：《帝国主义与理想主义》，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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