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中都沉醉了”，“加尔各达大多数商号均从事这种贸易，在印度西部，从事这种贸易的商家数和资本额与东部相埒”。［⑩］１７７３年和１７７９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孟加拉的鸦片专卖和生产上的垄断权，从此它成为鸦片从生产到销售等一系列活动的组织者与总管。这些鸦片的８０％都运往中国。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东印度公司收购罂粟汁，生产和专卖鸦片的每箱成本是３００—３５０卢比，拍卖的价格是４００—３０００卢比，其中的利率最高竟达９００％。［①①］英属孟加拉政府也从中分肥，它按鸦片成本的３００％收税，每年可得利税１００万镑以上。１９世纪最初１０年，鸦片税收占孟加拉政府税收比重的８％，１０年后增加到１２％［①②］，从此它成为英印政府除土地税、盐税之外最主要的税收之一。这些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将以“国内开支”［①③］的名义汇回英国，使英国本土也成为鸦片利润的重要受益者。
鸦片贸易不但给英国带来了巨额收入，还对英属印度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广州的贸易中以汇划的方式起到了充当茶叶投资角色的特殊作用。由于东、西印度都在大量种植罂粟，１９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曾使印度“土地价值提高４倍，使印度地主大发其财，在收集和预备这种药品工作中维持了成千人的生活，并且使加尔各达的商业和航运业沾到利益”。［①④］１９世纪初期和中期，鸦片在印度出口商品中占首要地位。１８４９年，印度出口鸦片５７７万镑，１８５８年出口９１０．６万镑，［①⑤］是印度全部出口商品价值的３２．７％。［①⑥］鸦片出口的增长，使印度贸易收入增加，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中印贸易的价值三倍于中英贸易的价值”，印度对英、对华贸易都明显出超。其海外购买力的增长使进口大为上升，“若干世纪以来作为纺织输出者的印度市场上，竟充满了曼彻斯特的棉纺品”［①⑦］。１８４９年，印度输入棉布２２２万英镑，１８５８年输入４７８万英镑。［①⑧］棉布的大量进口使当地的民族纺织业衰落，使英国棉纺织厂主们欣喜若狂。在印度经济殖民化的进程中，不能不看到鸦片在瓦解自然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依属英国中发挥了如此明显的紧要作用。
由于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还解决了在广州购买中国商品所需的款项。１９世纪初，在正常商品贸易中，中国对英国一直保持出超，东印度公司必须筹措为数可观的银元作为对华贸易投资的本钱。在鸦片大量输入后，中国反成为白银流出国，这样英国鸦片商人在华出售鸦片的收入便被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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