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利用作为购买中国商品的资本。表面上,东印度公司不参加对华鸦片输入,它设在广州的帐房却通过“帐户的转帐”办法,向英国鸦片商人出售可以在伦敦、加尔各达等地有关金融机构兑现的汇票,直接换取他们在华贩卖鸦片而得到的白银。这种“大规模的汇划”方式既“给公司提供了筹措在中国投资的资金的办法”;又“给港脚商人提供了将印度棉花和鸦片的利润运回印度的途径”。[①⑨]从此,在中印航线上再也无法看到满载着白银的东印度公司商船驶往中国,却到处可见满载着鸦片和茶叶的商船来往于中印之间。
19世纪50—80年代,中英贸易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由贸易入超转为出超,但鸦片贸易仍然充当着对华贸易投资的手段,起到了削弱中国出口商品创收能力的作用。40—50年代,英国制造品对华出口增长停滞,而中国丝茶出口则急剧上升。可是,在鸦片稳步输入下,中国对英贸易出超并没有明显增加对外贸易的纯收入。60—80年代,中国茶叶出口收入的70%左右都要支付鸦片的毒品帐。如果没有鸦片的抵补作用,中国当时每年至少可以增收2500万海关两。[②⑩]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走向衰落,生丝的出口虽然可以抵补鸦片输入,但同样它创收的50%都因鸦片进口而付诸东流。总而言之,19世纪90年代之前,英国在对华正常贸易上还处于不利地位,它不得不利用鸦片来作为对华贸易投资的手段。显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还必须通过毒品交易来赢得对华贸易上的优势。
不难发现,鸦片贸易的重要性也为当时英国商人、社会政府、社会舆论所共识。40年代,澳门的英国人就撰文指出:“没有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就不可能这样顺利地为‘国内开支’取得大量的汇款。……英格兰商人也不可能买到现在那么大量的茶叶,而不需要向中国送出大量白银。……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英国的工业品对印度斯坦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行与一般商务大为兴旺。并且还给英属印度国库带得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的田赋总额”。[②①]所以,正是由于鸦片贸易能够为英国带来各方面的利益,英国商人、有关公司和政府机构才不惜一切,拼命钻营这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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