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科学家虽然就其个人说来，不愧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流的学者，但要点在于就整体而言，则中国方面却始终未能大步踏入近代科学(即古典体系)的堂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难产，既有其内因，又有其外因。内因较为复杂，此处不拟涉及；至于外因，则其中一个重要之点就在于自明末至清末传入西方科学与思想的媒介者主要为传教士。因此，正当西方科学总结为牛顿古典体系的完成之际，中国却在“近代科学”的殿堂之外徘徊、逡巡，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尽管当时也出现了像徐光启这样的科学家，几乎是直欲款近代科学的大门了。
二
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东来；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西传。
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最早是由来华的耶稣会士返国时带回西方的。因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早也始于这批传教士。这是西方汉学的起源，也是中国思想文化西渐的开端。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活动的奠基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给人们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对17世纪初叶的中国有颇为详尽的描述；此书后经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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