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的成果并不乐观。北美华商在给清政府的禀文中曾逐项说明他们的最低要求，但当运动起来之后，清政府无形中被冷落。旅美华人当然也不便与国内热情的支持者认真讨论运动的最低要求问题。由于牵涉问题之复杂，旅美华人在另一方面甚至把运动的目标更推进了一步。他们指出仅仅废约是不够的，因为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协议，清政府尽可不签，但这不能阻止美国政府继续以国内法律——所谓例——的形式继续排华和迫害华人。因此，还必须要求美国废除（或改良）苛例。
运动的目的既是如此激进，单凭抵货一途可能完全无效。如果抵货无法使美国改变其排华政策，运动还有什么意义，中国商人的牺牲是否值得？上海绅商上层从来没有忽视过大商人的利益。《时报》、《申报》等代表的社会舆论也清楚商人的利益不完全是他们的私利而且关乎整个市面和经济的稳定。当抵货正式实行后，更多的人意识到商人将为公益事业做出最大的牺牲。分担商家的损失的办法有多种，“速议处置（所有陈货）以释不定美货诸公之负”（注：《时报》1905年7月23日。）为其一。
如前所述，疏通必将导致混乱和运动的瓦解，固有死守“不用主义”的。对此有人批评说：“徒守坚持之说而不筹所以坚持之道，（无异于）持空言以塞实祸。”撰文者并建议，“设立积聚银行。积聚之款专押已定之美货……4万万〔人〕每人1元即4 万万……〔而〕今日已定未销之美货不过7千万……上海设立总行， 各地分行……存款以一元起……有欲多存者听长年计息在四五厘之间……银行……办事人等薪资皆应从俭其有愿尽义务不取薪资者听。”（注：《时报》1905年9月5日。）不少人想方设法使抵货运动坚持下去，但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具体计划。作者甚至说明，他考虑到有赤贫者无力捐助。整个设想不能说没有几分真知灼见。此说后来没了下文并不奇怪，因为计划没有相应的*和社会条件支持。这份计划的意义在于它表明运动后期现实和冷静态度的抬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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