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他族”［①ａ］，主张严备边师以御敌侵，首先，大力抓好水师建设，使南北洋水师成为一个系统，尤其应重点营建广东水师，一旦开战，方能从海上对西南陆路战场进行支援。其次，派滇、桂军各一支出兵越南，以抗衡伺机而动的法军。张佩纶举荐唐炯为滇军统领，徐延旭为桂军统领，各自率兵入越，分兵驻扎在山西、北宁等重要城市。再次，朝廷应改变以往排拒刘永福黑旗军的政策，用他们打击法军。最后，联合与法有隙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创造有利于中国的形势，使法国在侵略行动上心存顾虑，不敢恣意妄为。
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则认为，中国积弱，本不能战胜法国；若冒险迎战，万一失败，法国可能会趁势凌压勒索，“战”只会遭受比“不战”更重大的损失。为此，李力主废战求和，希望以“小退让”来换取大安定。作为主战派的重要代表，张佩纶则坚决反对和谈，主张备战，上奏称：“知法志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知越境逼犬牙，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门庭，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②ａ］。
对于这场争论，有的论者认为张佩纶等清流派不顾当时中国军力的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而李鸿章充分了解中国的海军营建尚仅具雏形；陆军虽已有洋式装备，仍不能与训练有素的法军相比，因此尽量避免与法国的军事冲突是明智的。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首先，从中法战争的实际战斗过程看，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谅山大捷充分证明，只要部署正确，敢于战斗，法军不是不可战胜的。诚如沈渭滨先生在《甲午战争与翁同和的士大夫本色》一文中所言：“面对汹汹而来的入侵者，敢不敢抵抗是检验理性与良知的第一位标准”，“‘知情而后能战’只有在敢战之后才显出它的理性价值”［①ｂ］，李鸿章缺少的就是敢不敢战的决心。其次，张佩纶并非不知中国军力的实际，但他仍认为即使“和”，亦必须以“战”为前提；不作任何战事准备，不示敌以应战之志，一味求和，于国只会有害无益。他批评李鸿章“怯敌如此，恐将蹈商于诳楚之辙，受璧马假虞之欺，虽法全予我以北圻，岂能守哉？”［②ｂ］责备李“处人臣极地，负天下盛名，舍力持正论、厚集边防，无可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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