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８３年１２月１４日，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法军先攻山西，再取北宁，各个击破。为此张佩纶建议前线各军以动易静，反守为攻：“我三面设守，而彼三面进攻，无论如何，日久断难支拄”，应“三省并力进规”，给法军以沉重猛烈的一击；“若我以分守，彼以合攻，一处被敌蹈瑕，则各军皆为夺气”［④ｂ］，只有各路驻军联合起来主动击法，方为上策；保守分御只能被动挨打。然而，他的建议并未得到重视和采纳。负责全局指挥的李鸿章仍一心求和，对前线战事缺乏统一有效的战略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前方将领也各自为阵，但求自保。自１８８３年底开战以来至１８８４年上半年，中国连失城池：继山西、北宁以后，兴化、临洮、宣光等地也先后被法军攻取。

到１８８４年５月，红河三角洲的全部重要城市均被法军占领。随着前线失利，主和派的和谈行动也步步加紧。在这一形势下的张佩纶依然坚持“和”必须以“战”为前提的观点，认为：“德璀琳之言曰倘不欲和，必须赶紧设防；臣之意则谓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矣；防饷惜一分，兵费转加一分矣”［⑤ｂ］，只有自己戒备充分、士气旺盛，才能压制住敌人的气焰。

这一段时期内，朝内发生了一桩大事：由于越南前线战事的失利，滇桂前线统帅唐炯、徐延旭遭到逮问。唐、徐事件成为朝廷内部权力之争的楔子，曾举荐唐、徐的张佩纶也就自然成为政敌攻击的重点。盛宣怀、王旭庄等上疏弹劾张佩纶乱荐庸将，罪失重大；一向支持张佩纶的李鸿藻、奕欣和宝廷也被劾锋所及。这场朝廷斗争的最终结局是军机处发生大换班，奕欣被迫“家居养疾”，醇亲王奕ｘｕāｎ＠①及心腹孙毓汶得以上台。这就是有名的“甲申事变”。慈禧借大换军机处的机会，黜谪清流，废止言路，以使朝廷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自此以后，清流派盛极一时的声焰逐渐消没下去，其成员也开始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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