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制度“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6](p.26,《重民》下)。
由此可见,早期维新派对西方政体的认识水平与驻外使节不相上下。早期驻外使节中的薛福成,就被公认为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使节主观上倡导的是“君民共主”而不是“民主”,但已经包含有相当大的“民主”成分,实际上提出了变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任务。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中体”的侵犯,表明其思想中已涌动着突破洋务藩篱的潜流,为随后蔚然兴起的维新思潮开了先路。这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制约和遗憾,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对国内官僚士大夫阶层仍有着独特的影响力。
早期驻外使节品秩较高,薪俸优厚,经历独特,在当时是一个颇受官僚士大夫瞩目的群体。这个群体中,个人素质有高有低,但其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体认却基本能达成共识——即棉美西方民主政体,希望中国有所仿效。这种群体性的共同认识对国内人士的震撼力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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