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的议院，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中的立法机构，而是供皇帝咨询的“通下情”的机构；并不是君权的对立物，而是君权的维持和补充。在他们看来，尊君与重民并不相悖，尊君必须重民，重民是为了尊君，议院和君权可以相容。他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而非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他们的思想武库中，多见“民贵君轻”、“谋及庶人”等民本思想的阐述，而难觅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踪。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主权在民”的西方民主理论差距极大，二者是不同质的*范畴，不可同日而语。但使节多为科举正途出身，长久以来儒学的浸润已深入骨髓，受此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制约，早期使节在认识和传播西方政体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判断来阐释西方政体，这无疑大大影响了早期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本质的认识。这也是时代的局限。
甲午战争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君主立宪制为参照、提出改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构想者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也大都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有的甚至在倡导君主立宪制的同时，激烈地否定自由、平等观念，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与驻外使节同时代的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被称为早期维新派的有识之士，在谈论议院时，也以通民情为言。在1875年基本写成的《易言》一书中，郑观应介绍了西方各国均在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其措施之善也”，提出“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13]（p.103）， 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仿效西法设立议院的主张。稍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后，持这种言论的人更多了。郑观应在1893年刊行的《盛世危言》中响亮地呼喊出“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的主张[13]（p.314）。 马建忠谓：“重议院之权而民情可达。”[14]（卷二，《巴黎答友人书》）陈炽强调议院可使“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15]（p.246， 陈炽：《庸书·议院》）。郑观应、王韬等人也将西方君主立宪制说成是“君民共主”，也以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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