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西方民主政体，驻外使节多仅在日记、信函中进行议论，或隐或显地透露出赞美向往之情，但是多数人引而未发，未敢明确提出政体改革的主张。对西方民主政体多有研究的郭嵩焘，最多也只是向洋务首领李鸿章提出自己的主张，未以奏折的形式正式向皇帝进言。这是由特定的*氛围和使节自身的地位造成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顽固守旧者大有人在，思想钳制严重，谈洋务已大受抨击，*体制改革更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属于大经大法的范畴，地位较高、颇具影响力的驻外使节不敢轻易触及这一时忌。首任公使郭嵩焘仅因在《使西纪程》中讲到西洋也有两千年文明、不能以夷狄视之等内容，就遭到书被毁版、人被罢官弃置的下场，而谈论政体问题显然更犯忌讳，使节们怎敢轻易置喙？为明哲保身起见，只得采取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不能象郑观应、王韬等在野知识分子那样撰文著述，明确表达自己的*见解。这是驻外使节的一大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驻美西秘公使崔国因明确地向朝廷提出了开设议院的*主张。崔国因是安徽太平人，字惠人，1871年中进士，1889年自翰林院侍读赏二品顶戴充出使美西秘大臣，1893年任满回国。早在1883年，崔国因就上奏折提出储才、兴利、练兵等十项自强之道，其中第九项就是“设议院”。他说：“议院之设，分为上下。其上议院由王公大臣议之，所以率作兴事，慎宪省成，知其大者远者也；下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议之，所以通幽达隐，补弊救偏，兴利除害，知其小者近者也”，在列强环伺的时局下，要让全国百姓心甘情愿地为国分忧效力，议院之设势在必行。崔国因主张议院更人换代，应以三年为期，使上议院无权重之弊，而下议院新举自民间，于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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