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甚悉，以免议院之设流于形式，真正达到沟通上下之情的目的。崔国因特别强调，开设议院是各项自强之道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议院设而后人才辈出，增饷增兵之制可以次第举行也”，“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11]（pp.22～23，《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这份奏折“理所应当”地遭致留中未发的命运。崔国因任驻外使节后，经过实地考察，对议院制度更加推崇，再次向朝廷提出开议院的请求，认为“泰西富强之政，不胜枚举，随时随事行之，但得其利而无其弊者，其枢纽全恃乎议院”[11]（p.69，《条陈辛丑三月呈请大学士掌院代奏未行，为谨拟新政备资采择恭折》）。崔国因是近代中国向朝廷明确提出开设议院要求的第一人。
然而，驻外使节介绍西方议院制度，主张中国效法，主要是从议院可以通上下之情的角度立论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李凤苞、崔国因等人无不如此。郭嵩焘多次谈到通民气民情为变革之先务，他将设议院视为通民情、去隔阂的最佳方式。曾纪泽对西方议院主政令“众心齐一”赞羡不已。薛福成表达得更清楚：“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2]（p.603）李凤苞更是把“设上下议院”以“通民气”列为西国制治之要五大端之首，他说：“民居甚散，分位悬殊，通之匪易，乃由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倡言无忌，凡纤悉不便于民者，必本至诚以设法妥帖之。又设卿大夫、里正等官以安闾阎。以审狱讼，用民治民，自无纷扰……俾一夫无不得所，则君公之分愈尊，而上下之情愈通矣。”[12]（卷一○三，李凤苞：《巴黎答友人书》）崔国因向朝廷提出设议院，也是强调议院可以沟通上下之情。他说：“三代以上，君民之气相通，民好好之，民恶恶之，惟其通也；三代以下，上下之情日格，官不亲民，民不爱官，惟其隔也”[11] （p.69），而三代之所以上下之情相通，是因为“三代立政， 无议院之名，确有议院之实”，而“《虞书》载‘稽于众，舍己从人’，《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洪范》言‘谋及庶人’，《周礼》‘外朝询众庶’，凡此，皆议院之明征”[11]（p.70）。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驻外使节要仿效西方国家而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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