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p.373）这里，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赞美，对中国专制体制的不满， 已经呼之欲出了。认识到西方国家立国有本有末后，郭嵩焘对洋务派仅从学习西方兵事和器械上用工夫、舍本逐末的作法提出批评。对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三位洋务大员，郭嵩焘原来是很推崇的，称赞李鸿章办洋务“能见其大”，沈葆桢“能尽其实”，丁日昌“能致其精”，但对西国立国本末认识深切以后，他对三人也进行批评说：“合肥伯相及沈幼丹、丁禹生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3]（p.855）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强调：“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损耗而已。”[9]（p.240）郭嵩焘这种本末论的文字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就是认为中国的变革仅从兵事、器械上考究是不够的，更应该注重*制度、人心风俗等本源之处，而西方的各种创制多有可供参考之处，议院制度尤其值得借鉴。
1879年至1886年任驻英法俄公使的曾纪泽对西方议会制度也表示由衷的欣赏。他发现，“自法国改为民主之邦，国之事权皆归于上下议院”，总统“位虽尊崇，权反不如两院”[10]（p.361）。在伦敦， 他致函丁日昌，对西方“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表示“艳羡之极”[10]（p.171）。以顽固守旧著称的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1877 年到英国各地访问并去议院听了几次演讲后，这样写道：“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故其处事，恒力据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19]（p.62）他不得不承认“合众论”、“顺众志”的议会民主制确有优越性。
虽然“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都以议院为国家中枢，但使节们多对“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表示好感。薛福成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评说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利弊：“民主之国，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即其将相诸大臣，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陵人之意。此合于孟子‘民为贵’之说。政之所以公而溥也。然其弊在朋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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