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著述流传。总理衙门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一片，内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2]（p.406）。早期使节多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文化素养深厚，长于文字，他们亲历西方后，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奏折、信函、书牍等文稿，记述内容的深度和容量较之以前出洋者的记录普遍有所增加，反映了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发展和深化。使节的出国载记为近代出国著述的代表作，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重视，影响至为深远。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泽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庸庵海外文编》及《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载记。上述日记加上刘锡鸿的《英轺私记》、陈兰彬的《使美纪略》、李凤苞的《使德日记》等均被梁启超作为了解西方的佳作选入《西学书目表》。

二是通过对洋务大员的影响。早期驻外使节多与洋务大员颇有渊源：郭嵩焘与李鸿章为同科进士、至交好友，与沈葆桢、丁日昌等关系也不错，又是曾国藩、左宗棠的儿女亲家；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与李鸿章等大员关系非同一般；薛福成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上佐之才，李鸿章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许景澄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张之洞是许景澄的“座师”[17]（p.1016）；陈兰彬曾入曾国藩幕府；黎庶昌为“曾门四弟子”之一；郑藻如、陈兰彬、龚照瑗、刘瑞芬都在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中任过总办或会办；张荫桓出使美西秘前，特地“到津晤李傅相，筹商一切”[5]（卷一，光绪十一年十月廿四日记）；崔国因、 龚照瑗与李鸿章为姻亲[18]（p.168.p.170）。使节出洋， 多经由洋务大员推荐，驻外期间，与国内洋务大员多有联系，互通声气，洋务人员的思想程度不同地受到驻外使节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甚至更广泛的领域，这是传教士与在野知识分子都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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