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早期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和传播，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更直接的启蒙意义。使节出洋之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制度的了解，主要来自三种人的著述：一种人是传教士；一种人是国内的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另一种人是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如斌椿、张德彝、孙家谷、志刚等。传教士著译书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比较客观地传播了议会制度、民主思想等内容，虽对中国思想界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但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无深刻地了解，不能将西方的民主与中国的专制联系起来，显得缺乏针对性。林则徐等人编译的书籍如《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因多来自翻译，而且其本人未步出国门，对西方政体无亲身体察，故有内容疏略、文字艰涩、甚至辞不达意等不足。斌椿等人虽有机会亲历西土，但囿于识见和身份，其对西方政体的记述有走马观花之弊，缺乏深度，流于简单。与这三类人相比，早期使节亲历西洋，对西方政体进行了近距离观察，有感性认识；其特殊身份和见识又是斌椿等人无法相比的，故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描述无论就准确性还是系统性而言，都更胜一筹。驻外使节熟悉中国政情，在介绍西方政体的过程中，自觉地进行中西对比，比起传教士的宣传更真切可信，更富有针对性，因此具有更直接的启蒙意义。
早期驻外使节之所以能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和传播作出贡献，完全得益于他们独特的身份及走向世界、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经历。“百闻不如一见”是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走向世界与更新思想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走出国门，是使节思想产生飞跃的外在条件。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和传播，就是这种飞跃的主要表现。在近代国际性开放的大趋势下，中国要变革求新，就不能不走向世界以汲取养分，这是时代潮流推动下的必然趋势，也是早期使节赋予人们的一个有益的启迪。
【参考文献】
[1]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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