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战事结束前，两广总督刘坤一就在光绪五年二月接到越南国王来咨，要求清军“紧办李逆匪党，及早清厘，即将向来窜逸诸股残匪尽数剿除。另为量留三五营住防弹压（《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04页。）。”援越桂军擒斩李扬才后，清政府本来已下令关外各军陆续凯撤，以节饷需（《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3页。）。但是，刘坤一在十月十九日，又接到越南国王请求留兵援剿的咨文：“兹而提督冯大人如不可留，幸祈必照前咨量留贵弁之陈以谟等四五营，足以探拿，悉请剿全局并办善后诸事，使可永帖，不至重劳烦费（《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8页。）。”清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光绪六年（1880）二月，新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奏称：“大军由越南凯撤入关，提臣冯子材卸统各营，挑留得力勇队十二营，分布太平、镇安各属沿边卡隘并越南近边之高平、牧马一带，调扎就绪，饬令记名提督黄桂兰接统（《清德宗实录》卷一○九，第5页。）。”这就是桂军第四次入越援剿和留兵越境的经过。

桂军撤回国境后，越南国内伏莽又起，越南官军东征西讨，疲于奔命。光绪六年（1880）五月，越南国王曾惊呼：“北边自军兴，经数十年来，兵困于岚瘴，民疲子飞挽，冀获粗安，以解兵民之苦。不谓此贼未平，他贼又起。朕已虑其余烬复燃，先机指授，不知阃臣所办如何？据报则陆之平整北■，李总爷分屯联垒，其党李亚生、李七名、黄大才、赵三、苏二等蔓扰于北谅，覃四娣、潘如林、黄二、谢福善、潘六、李大等肆掠于宣辖，似此情形，殊可怪恨（《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三，第38—39页。）。”无奈，越南国王于同年吁请中国出兵入越讨叛靖藩，但清政府因“越南土匪出没靡常，中国官兵势难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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