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自美归国后，方能“闭门发箧，重事编纂”；又费时近两年，至1887年，才最终成书（注：《日本国志叙》，《日本国志》。）。1890年，《日本国志》在广州开始刊刻，正式见书却已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注：《日本国志》广州富文斋刊本卷首有薛福成序，乃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三月撰于巴黎使馆，以此知刻成当在本年或稍后。）。此书虽以“国志”命名，却意在“药今病”，因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偏重于叙述“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情形，“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日本国志》。）。而其迟迟面世，未能于甲午战前发生效应，又使得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深为惋惜，而“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至今日也”（注：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日本国志》。）。《日本国志》也因此成为维新派进行戊戌变法以求强国的最重要的教科书。
相对而言，《日本杂事诗》的出版则是占据先机，流布甚广。此书本为《日本国志》的副产品，黄遵宪自言，其“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2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注：《日本杂事诗自序》，《日本杂事诗广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该编1879的春完稿，当年孟冬，即由京师同文馆付刊。第二年，王韬据其自日本携回的稿本排印的活字版本也在香港发行，二者于南北两地相差不足二三月先后问世。此后，国内及日本屡有翻刻。1890年，黄遵宪在伦敦使馆对此作大加修改，诗篇数从154首增至200首。这个被称为“定稿”的本子，直到1898年春才在长沙刊印，而此本已为《日本杂事诗》的第九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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