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注:参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后记》,《日本杂事诗广注》。)。
《日本杂事诗》初次成稿时,黄遵宪来日不过一年有半。无怪乎石川英会惊叹:“公度来日本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注:《日本杂事诗跋》。)此书写成时,《日本国志》的著作体例已大体确定,并有部分草稿,因此,诗注中屡见“别详《××志》”一类的说法。不过,也正因黄氏居留东京时日方浅,其对日本社会的体验远没有8 年后成书的《日本国志》成熟。这也是此书在初版本行世11年后,又作重大修订的根本原因。而探究其间的影响关系,则不能不涉及日本汉学家的态度。
应该承认,明治以后,日本的汉学受到洋学的极大冲击,汉学家也被视为守旧力量,不再享有昔日的崇高声望。与黄遵宪一同为《明治名家诗选》作序的川田刚,曾经这样说明汉诗作者与维新后的社会之间的反差:
废封建,罢世官,改正朔,易服色,自礼乐兵刑,以迄饮食居处日用什器之微,耳目所触,无物不新。盖神祖创业以还,二千五百余载,至明治别开一天地矣。而独所谓诗人者,犹祖三唐,宗两宋,其体则古风律绝,其句则五言七言,其声则平上去入,依然守旧,莫之或革。
汉诗精致的体裁、格律所拥有的独特魅力,足以使作者沉湎其中不能自拔,这也是对汉学家多偏于守旧的一个合理解释。《明治名家诗选》的编者城井国纲的老师村上刚,更明确表示了对以旧体诗写新事物的不满:“然近日作者投时好,如气球、电机、轮船铁路,争入题咏,奇巧日加,忠厚日亡。”(注:川田刚:《明治名家诗选序》,《明治名家诗选》,(东京)清樾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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