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页。）然而，同盟会的成立，并没有完全克服乡土主义，把全国革命志士统一起来，也即是说，乡土主义仍然制约着革命志士的思想与行动。同盟会虽然成立，但“原来那几个小团体之间的畛域并未彻底消除，因此，内部的意见常不一致。”光复会的徐锡麟“坚决不肯参加”，“章太炎和宋教仁等人，对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也都不很尊重。”（《吴玉章文集》下册第986页。）后来，共进会与中部同盟会的成立，以及光复会的重组，都各行其事。事实证明，同盟会与孙中山并没有很好地掌握辛亥革命的领导权。
第二，革命派内部在革命策略上纷争不已，使革命运动成分途发展之势。著名的革命三策便表明几派革命势力的乡土主义。革命领导人来自何方与革命战略的起事地点选择颇有关系，其追随者也颇以本地人为多。有人将黄花冈八十六烈士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在某一省的革命事件即以某省人参加者为多。（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55页，台湾版。）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先进的革命领导人思想日趋近代化，但是他们又无不负荷着乡土思想传统。大概这就是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过渡性吧。
光复会的陶成章素志“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陶成章集》第345页。）然似乎仅仅停留于理想。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则专注华南边境地区行“边地革命”，而“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但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则早有“长江革命”策略，因此，“在同盟会内部无形中埋下了分这门户的根子”，同盟会“很快呈现为组织上分化的趋势。”（《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97页。）革命策略之争主要在边地革命与长江革命之争，由于强烈的乡土主义思想作怪，因而导致产生“湖北与广东‘各干各’的分歧思想。”（《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17页。）革命派不能统一行动，使革命运动分途发展，以至武昌起义成功时许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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