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各派革命势力在组织上与策略上都未能统一，各行其事，甚至互相攻击，革命力量内耗比较严重。同盟会的名义领袖孙中山边地革命历次起事失败，致使长江流域革命党人极为不满，共进会与中部同盟会成立，即为此而起。湖北革命党人杨时杰力主在武汉起义，声称“总要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页。）湖南人潭人凤也曾声盲：“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曾轻视其人，而因轻视其地也。”（《谭人凤集》第360页。）可见，革命运动内部冲突的原因，“地域主义（Regionalism）是最显而易见的。”（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699页，台湾版。）当然，这种内部纷争，无疑削弱了革命派本来并不非常强大的力量，使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显得软弱无力。

留日学生的乡土思想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固然有其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留日学生以乡土关系相联结，创办了各自的革命团体与刊物。我们知道，留日学生组织革命团体与创办革命刊物几乎无不带有明显的乡土关系性。正是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乡土性革命小团体的兴起，才有全国性的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也正是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乡土性革命刊物的风起云涌，才有二十世纪初年民主革命思潮的激荡。

第二，留日学生的乡土情结由眷恋乡土而升华为爱国主义，因而各自的带乡土性的革命活动都是为了振兴祖国，正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分途发展，而使辛亥革命呈现出全国性来。事物都有两面。我们说由于留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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