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2月8日,宋教仁一到长崎,便与先到东京的桃源小同乡吴绍先、李和生联系。(《宋教仁日记》第18—19页。)吴玉章回忆与其兄弟到日本时,便受到四川同乡会的欢迎。(《吴玉章文集》下册第974页。)
留日学生在日本经常有同学聚会和老乡聚会。据《宋教仁日记》可知,宋经常出入文普通同学会、西路同乡会与湖南同乡会,而与宋过从甚密者也是其小同乡吴绍先、李和生几位,另外即是一些湖南同乡和昔日同学故旧与新朋好友。以宋教仁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是典型的同乡师友式乡士关系。
留日学生一般是以同乡师友关系相联络,各省同乡会组织的建立,即是这种联络的乡土性象征。浙江同乡会便标榜“以笃厚乡谊为主”的宗旨。(《浙江同乡会简章》,《浙江潮》第1期。)江苏留日学生认为,同乡会的建立是为了“联情谊”和“立自治之本”。(《江苏同乡会剏始记事》,《江苏》第1期。)
我们不能否认。留日学生在日本的许多活动和组织,如拒俄运动中的义勇队——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反“取缔规则”运动中的集体抗议行动,以及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等等,表明了留日学生作为整体“中国人”的民族觉醒意识。“留学生到日本后,由于彼此有着共同的利害,便产生了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因此也就感到有团结起来的必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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