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注意的是，自中朝两国代表接触以后，一直到6月3日期间，朝鲜政府始终没有正式“呈文”请派援兵。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朝鲜政府内部仍有人不赞成请派援兵。反对派提出“遽请华兵代剿”其害太多：第一，“贻各国笑”；第二，“重百姓怨”；第三，“恐倭人生事”。有此三害，他们便向国王建议：“应缓请华兵，先选将再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1）。)。从而促使朝鲜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缓请”之议，先派兵与起义军较量一次，或者等起义军逼近京城再说。正如袁世凯在电报中所说：“顷韩廷遣（使）来告，请兵文昨已缮就，因得洪报，计今日可与匪遇，姑稍候续报，倘再败，即送云”(《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2）。)。这样，“缓请”之说暂居上风，朝鲜政府“呈文”请派援兵便拖延下来。这一点，在6月2日李鸿章的电报中亦指出：朝鲜的“请兵之说，尚在迟疑”(《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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