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梁诚、岑春煊外，清朝官员中对抵制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者尚有不少。运动初期御史张学华便上奏要求力争改约，“以慰群情而全国体。”他说：“中国穷民谋食于外洋者，不下百数十万，而尤以美洲为最。……华民侨美数十万人，近已递减，然每年工银汇归本国者，尚及千万。即如广东近年搜括几尽，尚赖此为挹注。今不除苛禁，境内之利源未辟，并海外谋生之路而亦绝之，贻害何穷。”从侨汇对清政府财政的巨大影响出发，他主张与美重新修约，并建议以民心作为向美施加压力的手段：“中国不销美国货物，其事操之商人。此议一倡，美商颇有顾忌。正宜切实相告，朝廷无压制商民之权，且人情愤怨，终必发泄，万一挟众报复，激成意外之变，华官不能任保护之责。”(《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4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59～1466页。)南洋大臣周馥也说：“华商因美虐待华工，不买美货，激于公愤，万户同情。”“至商人买货之事，向来官不过问，听民自由。此事只能劝谕，不便强迫。”(《外务部档·侨务招工类》，卷3322。)这些话与岑春煊所言如出一辙。

　　作为中枢机构的清外务部，对抵制运动的态度可谓叶公好龙。起初，它企图借拒约运动作为谈判的筹码，迫使美政府让步，故采取默许的态度，听之任之，从而引起美方不断的抗议。对此，外务部答称：“各埠华商建不购美货之议，诚非无因。委以华人赴美限制太严，美国例禁又多与华人不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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