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拒约运动前期即1905年9月以前，梁诚、岑春煊等人鲜明的同情与支持态度，推动清当权者采取不干预立场，或仅仅做些表面文章，要各地督抚“劝导商民”了事；或干脆告美政府说抵制美货只是商人的事，政府无权干预。清政府的心态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借群众运动的声势压美国让步，以挽回失去的权益，所以对拒约运动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又害怕局面失控，激化成全国性义和团形式的斗争，因此不断下令地方官加强控制。御史王步瀛的一封奏折颇能代表这种心态，他说：“美人苛待华工，并虐及工外之人，本无公理。我中国绅商激于义愤，相约不买美货，以为抵制之策。……朝廷既无解散之理，亦无禁制之方。”在对抵制运动表示同情之余，又担心“万一有不逞之徒借端煽惑，乘势妄为。”“务防匪徒混侧其间，借端激变。遇美人以礼相待，万勿操之过蹙，致生国际交涉，反误大局。”(《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4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59～1466页。)

　　在朝廷上谕颁布后，外务部和各地方官渐渐改变态度，开始积极压制抵制美货运动。11月，外务部还应美驻华公使要求多次致电岑春煊，要他迅速采取行动：“抵制工约一事，自应遵照谕旨，实力劝导。粤省人心浮动，最易煽惑，倘酿成交涉，反难收拾。”(《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4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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