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有关内容结构。编者往往要在皇帝发布的某些重要政令之后添加一段述评，内容多是赞扬皇帝的施政方针，主调皆是为其歌功颂德。如道光三十年十月谕内阁，著林则徐查明“被贼滋扰及官兵经过各地方”，分别蠲缓钱粮。在此谕后，编者加注了140余字的按语（注：《方略》卷2。），把道光帝的爱民圣德视为治国安邦之典范。再如咸丰元年四月谕，“所有守御得力及平日治民出色之员”，即“破格给予恩施”。在其后有150余字的编者按（注：《方略》卷4。），为咸丰帝一经当政便采取逾格奖擢，劝诱出力的举措唱赞歌。这些内容为该编注入了浓厚的忠君色彩。
三
鉴于一切为皇权服务的思想，及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宗旨，《方略》编者为迎合当权者的利益，将大量档案文件做了删除、修改和添加，其中的用意有许多是正式颁布的《凡例》所不得言喻的，它使该书的史料价值因而带有很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略》将原奏中有关清军贪生怕死、畏缩后退及官员昏庸无能、弃城溃逃的内容大加删除。在统兵大员的战报中，有许多是战场上的写真，而在编者笔下，则要进行选择，删除那些不可传诸后世的内容。如李星沅等奏报都司临事逃避折内，叙述了当太平军进攻广西龙州城时，都司谭永德“于贼匪尚未入境之先”即“闻风逃避，事后捏词粉饰”（注：《史料》第1册，第148页。）。这是咸丰帝登极后最早的官员被参劾的奏章，其内容反映出地方守将的劣迹，显然不成体统，有损当权者的尊严，故《方略》史官对此件弃而不录。又如福建陆路提督李若珠在奏报丹阳、常州相继失守折内，描写苏常战局时写道，“苏城兵勇寥寥，溃散者胆已寒，新募者情更怯，江南全局岌岌可危”（注：《史料》第22册，第270页；《方略》卷239，第268页；《方略》卷238，第227页；《方略》卷236，第94页；《方略》卷235，第262页；《方略》卷237。）。这段文字足为圣武之羞， 若流传于世，会使清朝军队丧失体面，因而被编者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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