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辑剿平粤匪方略草本》包1。）。按《方略》编纂惯例，凡属编者拟写的内容，均用单独纸笺书写，而后粘贴在簿册内各该件相应之处。这些迹象足以表明，此文是后人在编辑过程中擅自杜撰而成，实系编者伪造。史官在此所做的添加，实际是别有用意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起义军领导人确系何人，清方官员的探报是较为模糊混乱的。李星沅在同日的另一份奏片中称洪秀全为洪云山，把他划为金田大股中的“东匪”首领（注：《史料》第1册，第223页。），以后又探闻洪泉即洪秀全（注：《史料》第1册，第316页。）（此二件《方略》均未收录），清廷也曾发谕饬查。总之，在这个时期关于太平军的内部组织情况及洪秀全的地位身份，在清军将领的报告中是含混不清，说法不一的。编者在官员奏折中添加的部分，把史实中尚属疑惑的内容明确化，给世人造成此时清方已获悉太平军首领的组成及真实姓名的假象，将真相明了的时间提前。这实际是通过编造历史来补充不尽如意的史实。
总之，《方略》编者对原档的删改不外乎两种意图，一是出于语言文字上的精炼加工，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前者受篇幅所限而为之，尚属情有可原。后者为铺张圣武，将一些有损皇朝尊严，无益于光宗耀祖的内容予以杜绝，添加了夸耀不实的成份，使该编的材料失去原始性、真实性，从而贬低了其史料价值。这是史料编纂中之大忌，是当事者*局限性的产物。
经过精心加工的《方略》，呈现给读者的史实并不可靠和完整，它往往会给读者提供不实之据，或使人从中得出错误结论，为史学研究带来难以弥补的后患。
笔者注意到，上文所述编者于李星沅等折内虚构的内容，尤其是“惟探闻逆首韦政、韦元玠、洪秀泉极为凶悍”一句，长久以来在研究太平天国前期历史中常常被作为重要史料引用。如周衍发《关于评价韦昌辉的几个问题》一文内，在对韦昌辉历史作用的研究中，曾用此句作为佐证之首，用以说明韦政（即韦昌辉）是金田起义的著名领导人（注：茅家琦等编著《太平天国史研究》第一集，第179页。）。此外， 史学界还有人利用这一虚假材料，来说明李星沅是较早地向皇帝报告过金田起义领导人姓名的官员。甚至在《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中也曾引用这段伪史，以此做为《方略》将洪秀全姓名改为洪大全的考辨依据之一，并称之“尤为重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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