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材料的选辑上，编者常常采取择喜不择忧，或夸大史实的手法。在原档案中有些反映清军作战失利的文件，如两广总督徐广缙奏报提督向荣进剿金田受挫一折（注：《史料》第1册，第213页。）。文中描述了太平军英勇善战，节节获胜，及清军出师不力，失败惨重的情景。象这类反映清军战败的极不光彩的历史，多被视为不可昭示后世而被打入冷宫。相反，此后不久李星沅等奏报官兵进剿金田叠获胜仗一折，因属前线捷报，故被当作重要文件选入《方略》（注：《方略》卷 3。）。在辑录奏报战事的折件时，编者还有故意将清军战绩扩大的作法。如福建水师提督杨载福奏报清军水师在池州附近与太平军交战获胜情形折内，汇报此次战役“斩首九十八级”，生擒敌官“八十七名，讯明正法”（注：《史料》第22册，第255、171页。）。《方略》中将其改为“此次毙贼约数百名”（注：《方略》卷239。）。这笔改动， 显然是对原奏战果的夸大，它说明编者的好大喜功思想浸透于《方略》的字里行间。 

第五，为维护朝廷政令谕旨的尊严，《方略》将原始上谕中前后矛盾的内容加以掩饰。咸丰十年三月，李秀成以围魏救赵之计使清江南大营分兵南下，即而进占皖南，目的是进逼苏常。此时清军督办皖南军务张芾，奏请朝廷饬命正在皖北围攻安庆城的曾国藩，督军赴援皖南。清廷这时并未意识到李秀成的计谋，于闰三月十四日发谕，“曾国藩现在安庆剿办贼匪，皖北情形吃重”，“毋庸轻议更张”（注：《方略》卷235。）。将张芾的奏请驳回，执意仍令曾主攻安庆。事隔一月， 局势骤然变化，清军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分兵空虚，军队溃散，将帅乏人。这时清廷方知中计，不得不将挽回败局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湘军身上。四月十八日清廷急谕曾国藩等，“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命其统领所部，“赴援苏常，以顾大局”。在这道上谕内另有一段文字被编者删除，即“曾国藩规取安庆，顿兵坚城，即使安庆得手，而苏常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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