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同治二年十月初七日，清督办江北军务都兴阿奏报“水师拿获洪逆亲族船只解送大营”折，文中叙述了洪秀全派出曾超等四名将员，前往广东原籍访接亲属。他们一行十三人，在前往天京途中，遇到清军水师追捕，最后洪秀全堂兄洪仁尚等九名眷属被俘丧生，护送者四人“弃船登岸，黑夜潜逃”（注：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农运类，第237卷。）。这是份经办官员发自军营的报告，由《方略》断章取义地删改后，仅存原文的1／3，其中只有被俘者全力争脱时的情节，逃脱者幸免于难的描述被取消，而且接送人员仅录三名（注：《方略》卷355。）。 这样一篇经过选辑的报道，很容易使读者认为全部人员被一网打尽。果然，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对这段史实的记载，与《方略》给人的错觉恰相吻合。其中如是写道：洪仁尚及其眷属八人，由广东到上海偷渡，“为水师总兵吴全美部所擒，自天京往迎之曾超、李四、黄亚二亦同被擒”（注：郭廷以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上海书店1986年9 月版，第1025页。）。此结论与亲历官员的原奏对比有所出入，即误把曾超等人划入被俘行列，而且护送人员应为四人，不是三人。作者显然为《方略》的片面节略所惑，因而做出与原奏史实不符的判断。可见《方略》中材料收录不完全，导致了史书记载的错讹。史学研究者应以此为戒，在使用《方略》时，务必多加谨慎。 

由于《方略》编纂中带有清统治者强烈的*意图和倾向，处处为其利益服务，所以它注定具有以上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大量重要史实被删弃，不能与世人见面，读者所见，大多不是档案原貌。该书实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御用品，其史料价值大为逊色，这不仅在太平天国历史学，而且在史料编纂学、考据学领域都应引起注意。因此，尽管已有《方略》一书，原档仍应重新公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清政府镇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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