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方略》将侧重太平军方面的报告弃而不录。在清宫所存档案中，有一些是清军前线将领缴获而得，然后随折呈给皇帝阅览的，反映太平天国政权内部情况的档案文件，如《杨秀清致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诰谕》（注：《史料》第6册，第589页。）、《林凤祥等关于北伐战绩禀文》（注：《史料》第7册，第518页。）、《刘丽川致洪秀全信函》（注：《史料》第10册，第460页。 ），及部分太平天国被俘人员的供词等。这些重要历史文献都被史官作为无端异己的“败寇伪书”而不得入经典史册。至于着重报告太平军活动的官员正式奏折，往往也遭到《方略》的屏弃。如太平军金田起义后不久，李星沅有一份访闻洪秀泉即洪秀全的奏片，文中称洪秀全和他的部队“贼令极严”，“甚有贼智，非奇兵不能破之”（注：《史料》第1册，第316页。），流露出对太平军及其领袖的畏惧。这份奏片在当时本应是件很重要的情报，但鉴于清统治者对起义军的蔑视及排斥而被删弃。此外，在臣工奏疏中有涉及到太平军的内容，编者也大多做了局部删削。 

第七，《方略》素材中有编者添加的内容。在删改原档的同时，为了弥补史料的不足，纂修官往往要在有关文件内添写部分史实。如咸丰元年二月十一日李星沅等奏报清军进剿桂平金田叠获胜仗折（注：《史料》第1册，第218页。），原件结尾一段《方略》并未录载，取而代之的是几行编者捏造的内容，共99字。其中写道“惟探闻逆首韦政、韦元玠、洪秀泉极为凶悍，而贼股分踞各属者亦尚不少，彼此暗通消息，互为救援，我军专驻金田未能分投剿办，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注：《方略》卷3。）。笔者曾对照原件做过细致地校勘， 发现原档内均无此段文字记载，而且李星沅原奏的结尾部分只是一段蒙恩指授机宜，激励将士乘胜亟攻的官样套词，并无实际内容。在《纂辑剿平粤匪方略草本》中可见一纸附贴在李星沅该折抄件之前，上段内容的草拟手稿，以及将确定的文字誊入李折结尾的笔迹（注：馆藏方略馆簿册卷1， 《纂辑剿平粤匪方略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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