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以下简称《方略》）卷首《表文》、《御制序》。），受到重创后的清统治者决定援引定例，将帝后指授文武大臣攻剿机宜之端委曲折载笔兰台，“以此编为毫末斧柯之炯戒”（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卷首《表文》、《御制序》。）。同治七年十一月清帝在准礼部一再奏请编纂方略的上谕中写道，“粤捻各逆次第荡平，迄今追溯艰难，敢不毖后惩前，益深兢惕”（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馆藏）军机处上谕档，第1294卷。）。随后令钦天监选择吉期，于同治八年二月开方略馆纂书，并由皇帝亲自确定书名。
《方略》一书的编纂官包括总裁、总纂、提调、收掌、纂修、协修、校对、译汉。为了便于秉承朝廷旨意，维护统治者利益，该书总裁由清廷直接任命的五名高级官员组成，为首的是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总纂则由宗人府府丞朱学勤等担任。该书纂修三年，于同治十一年八月告成。全编凡420卷，选辑档案5000余件，约300余万字。内容包括敌对双方交战情形及清军的作战部署、军队调拨、粮饷筹备、官员配置和奖惩抚恤等史实，是史学界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利用率较高的清方档案资料汇编。
《方略》一书的编纂从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这就是以皇权为中心，为帝后歌功颂德，这一主题在该书开篇表露得十分鲜明。《方略》卷首《御制序》及《表文》中把对太平军的剿灭归功于当政帝后的知人善任和用兵得宜，并将最高统治者视为如神的救世主。奕訢等在进呈的折件中也称赞帝后“神谟广运，指授机宜，圣训煌煌，昭如日月”（注：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文教类，第4995卷。）。这些思想无疑为《方略》的编纂奠定了突出皇权，唯帝后独尊的指导方针，使该编在各个方面，无不打下以尊王为前提，以统治者利益为导向的烙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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