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主权来说，上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太平军进攻上海，纯属中国内政。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时已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已是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最多的一个都市，太平军进军上海，就不能无视这一现实，就不能不估计到列强可能作出的反映，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那么，这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是正确的政策呢？十分明显，此时太平天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长江上游的曾国藩湘军，而不是盘踞上海的清军或数千英、法侵略军。正如当时苏福省儒士黄畹所说：“与我争天下者，清也，而非英法也”。“曾国藩之踞安庆，乃真心腹大患耳”。(《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肇均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67页。)此时太平天国的战略任务，理应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正准备席卷而下的湘军，但李秀成却率领大军进攻上海，在战略方向上已属大错，即使攻下上海，也难以弥补放任湘军东下所导致的战略上陷于被动的后果。从外交斗争的策略上说，此时太平天国的最大任务既是对付湘军，外交工作理应为此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本来，1860年前，英法侵略者对中国的内战，一直保持中立态度。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已经结束，英法列强的态度尚无明显的改变。1861年3月英国方面虽已提出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百里之内的无理要求，但仍一再表示“不介入”的态度。即使到1862年底黄畹也曾“密察洋人之意，无侵其疆，即可按卒不动，非真欲与我为难也”。(《苏福省儒士黄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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