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康有为一再强调，“经史时务，两者并重”，[2](P295)“义理以觇其本源，时务以观其经济”，[2](P265)“通经史而讲时务”，[2](P312)“上法三代，旁采泰西”。[2](P313)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康氏“会通中西”的良苦用心。

美国学者张灏先生认为，“1840年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传统和西学之间有意识的思想相互影响仍然是孤立的和表面的”；在19世纪90年代，正是通过改良运动中的弄潮儿康、梁等人的巨大努力，“西学和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交流。……因此，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运动”。[7]

对于康有为为摆脱深重民族生存危机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对于他为变法维新而作出的会通中西之重要历史贡献，历史不应忘记。

笔者以为，过去的史学研究者过分专注于诸如“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之类的差别，而较为忽视全人类或“古今中西”的共通之处（共同人性、共同理想、共同文化本质等）。这样，以往学人讨论康有为历史功过，难免失于偏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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