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说：“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孔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弆至多。今合中国四库图书购钞一分，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1](P197)康有为说：
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之义，议院实谋及庶人，机器则开物利用，历代子史，百书著述，亦多有之。但研究者寡，其流渐堙，正宜恢复旧学，岂可让人独步？今之聚书，务使人士知中国圣人穷理之学，讲求实用，无所不备。[1](P621)
康有为主张，在寄托着普遍人性或人类普遍理想价值的“中学”、“经义”或“古意”基础上，“节取”、“借鉴”近代西方的“专门之学、高异之行”，[3](P537)是中国走向民族富强、实现人类普遍理想的不二途径。康氏说：
臣窃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臣以为未有不通经史而可以言经济者，亦未有不达时务而可谓之正学者，教之之法既无偏倚，则取之之方当无异致，似宜将正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2](P294-295)
有必要说明一下，与主要指传统“纲常名教”和传统社会*制度的洋务派“中学”不同，维新派心目中的“中学”（“经史”），核心成分为古代经义中仍然保存着的全人类共通或“暗合”的价值理想（如“天下为公”的太平大同理想，或一体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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