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凡是人，无论生活在何时何地，都具有共同或共通的人性。换言之，在康有为心目中，人性是一律的或一致的。

康有为指出：“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5](P3)康氏说：“夫性，就其异者言之，则万物莫不异；就其同者言之，则圣人与平人不甚殊。”[1](P424)他说：“理本大同，哲人同具，否则人有宫室、饮食，而吾亦将绝食露处矣。”[1](P794)正是在这种人性一律（一致）论的基础上，康有为使近代的中西会通工作完全成为可能。无论古今中外，都具有共同或共通的基本价值观、基本道德规范。康氏说：

若夫义理之公，因乎人心之自然，推之四海而皆准，则又何能变之哉？钦明文思、允恭克让之德，元亨利贞、刚健中正之义，及夫皋陶之九德，《洪范》之三德，敬义直方，忠信笃敬，仁义智勇，凡在人道，莫不由之，岂能有中外之殊乎？[3](P1038)

康有为主张，人类的基本价值没有国界。[6]他又说：

《春秋》者，万身之法、万国之法也。尝以泰西公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盖圣人先得公理、先得我心也，推之四海而准也。[4](P812)

康有为认为，基于共同的人性，无论古今中外，社会*理想和实践都有相通或“暗合”之处。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利于人性圆满、民族富强的学术和制度，近代中国人都可大胆地拿来、借鉴、采用；而且，这种大胆的拿来、借鉴、采用，完全可以不必以普遍人性、民族尊严的丧失为代价。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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