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4](P246)

康有为认为，尽管与失掉先王古圣本旨的现实中国社会*（“后世”）相比，近代西方社会*更能代表（“暗合”）、更接近先王古圣之意，但近代西方的社会*现状仍离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理想状态甚远——“犹未几于太平也”。[4](P788)康氏说：

然泰西之政，比于三代，犹不及也。三代有授田之制以养民，天下无贫民，泰西无之。三代有礼乐之教，其士日在揖让中，以养生送死，泰西则日思机智，惟强已而轧人，故其教养皆远逊于我先王也。[3](P537)

不管是出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真诚人性共鸣，还是出于满足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心理需要，高扬中国古代的“太平大同”社会*理想，确实使康有为得以凭借这一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在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也获得了对近代西方社会*现状的相当批判能力，使他不至于盲从近代西方的社会*思想和实践，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依据人性的普遍价值，结合近代中国的实际，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验，进行创造性工作。

应当指出，从总体上看，由于现实中国在近代世界中的落后地位，在早期康有为的有关思想中，对近代西方的赞赏（有时甚至可能存在理想化倾向）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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