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康有为认为，近代西方之所以能够日新月异，在于其制度上的鼓励和保证。他说：

泰西所以富强，所以智慧，所以通大地而测诸天、致精极奇惊犹鬼神者，无它，倍根立专卖特许之法而已。……吾无此法，故著新书制新器者竭其毕生之心思财力，不旋踵而为人所摹，重刻再制，沓沓滔滔，权利不专，谁则竭诸？此虽小道，而关系远大，岂可不图！[4](P774)

康有为认为，“制度”是近代西方实现富强的最基本原因。康氏以为，西政（制、法）之美，在于其通人性、“得我心”，在于其“爱惜民命”、[1](P81)“犹犹乎多爱民之意矣”，[4](P788)与压制人性、阻碍发展、“生民失托”[3](P124)的现实中国政制，形成鲜明对照。康氏说：“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4](P743)他又说：“今泰西之言治道，可谓盛矣。其美处在下情能达。”[3](P348)

所以，在康有为看来，批判、废弃压制人性、阻碍创新的现实中国政制，学习、借鉴“一切与民共之”[3](P537)的近代西方政制，是必然的。康有为说：

泰西诸国并立，交际有道，故尤讲邦交之法，推而施及生民应受之法。力既绌而不得尽伸，则不得不折衷于理。观其议律，能推原法理，能推人性中之法，直探真源。……今吾中国之法，……外之邦交，内之民法，皆当与人通之。……且同一狱也，吾民当杀，而彼民仅禁锢数月，民怨其上，吾将驱民安归？交涉日多，此岂不为大忧乎？故法至今日，亦不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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