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引康有为对近代西方强大原因的分析，集中在下面三点：一是外部社会环境（列国生存竞争的国际环境），二是鼓励创新的社会（经济、教育等）机制，三是上下相通的*体制。应该说，康氏的分析，在当时的主客观认识条件下，是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刻的。由于外部社会环境（生存竞争的国际环境）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康氏特别关注近代西方学术和制度对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

康有为认为，近代西方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学术及教育。康氏认为，近代西方学术的特点，在于讲究实用，提倡创新，而且通过教育“下逮于民”。所以，康氏非常强调面向全民生计的学术及教育对民富国强的重要性。他说：

泰西之富，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农工商之业，皆有专书千百种，自小学课本，幼学阶梯，高等学校皆分科致教之，又皆有会，以讲格致新学新器，俾业农工商者考求。故其操农工商业者，皆知植物之理，通制造之法，解万国万货之源，用能富甲大地，横绝四海。今翻译其书，立学讲求，以开民智。[1](P623)

康有为进一步用美国实例，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其观点：

美国学堂，乃至百万所，学堂岁费八千万，生徒乃至二千万人，故人才至盛，岁出新书二万，新器三千，民智而国富以强，故养兵仅二万，兵费不及学费十之一，而万国咸畏之。[2](P311)

康有为认为，近代中国如想富民强国，就必须学习、引进近代西方“适于时用”、日新月异的学术成就及面向大众的教育制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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