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强大的西方侵略者，康有为并没有只限于义愤填膺，而是正视“时变”，理性地、冷静地分析近代西方强大和现实中国虚弱的原因，以便使中国能对症下药，发愤自强，成功地应付近代西方的挑战，适应近代世界大潮。康氏自以为，对“中西相异之故”，能不抱偏见：

仆迩者涉猎于洋学，稍反复中西相异之故，及其所以强之效，亦似稍得一、二。仆深山之人，幼奉儒师之说，长诵先圣之书，未尝识一洋人，未尝与一洋事，其无所偏袒，可不待言也。[3](P535)

那么，近代西方强大的原因究竟何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对近代西方强大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

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

一在立科以励智学也。……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励。……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为天下政教之大。人皆惊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

一在设议院以通下情也。筹饷为最难之事，民信上则巨款可筹。……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由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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