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袁赴天津晋见荣禄后，写信给徐世昌，盛称“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见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1)，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96～298页。）。 

戊戌政变以后，面对社会舆论说袁世凯首鼠两端的纷传，荣禄则直认袁世凯是他的人，这是有来由的。在袁世凯发迹的途程中，荣禄是继李鸿章之后，又一位深有“知己之感”的靠山。庚子年，慈禧、光绪“西狩”，荣禄南逃到定州，在进退维谷之际，李鸿章、盛宣怀等有策划推举荣禄赴西安行在，参与机要，执掌枢府，配合策应李鸿章等在北京同八国联军的谈判之事。而与荣禄的联系沟通，就是李鸿章、盛宣怀分别致电袁世凯，让其出面的（注：参见《覆东抚袁慰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二十六卷第2页下；《盛宣怀致袁世凯电》，陈旭麓、顾廷龙等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277页。）。亦可见荣、袁交深是当时的共识。 

荣禄是接受袁世凯告密的最佳人选。以荣袁之关系，袁可以托庇自保，摆脱乃至洗刷同维新党人的干系与牵连。以荣禄在慈禧太后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来调和慈禧太后与光绪之间的僵局，缓解太后可能对光绪帝施出激烈措施，为光绪帝争取一个自存的环境。后来，光绪二十五年，荣禄果然劝说慈禧太后改变了废光绪帝的主意（注：《清史稿·荣禄传》（列传二百二十四）：“时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按制度，以及荣、袁二人的统属关系，袁世凯亦应向荣禄报告，而不是他人。 

四、袁世凯与光绪帝和维新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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