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此次觐见的记录，放在西方外交史的背景中，可以说皆为外交辞令，并无太多的实际内容。如果放在以往清朝觐见的历史中，放到当时清朝*情势中，可以说，光绪帝迈开了大步。他改变了以往觐见中只是简言两国亲善的泛泛数语，而涉及清朝的时政，涉及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伊藤博文个人作用的赞扬，涉及与日本天皇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提出通过总理衙门与伊藤建立一种*咨询关系。所有这些在当时的清朝应当说是异常的举动。如果将之与光绪帝亲撰致日本国书相联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光绪帝准备与日本结成更为紧密的关系。如果再与当时清朝内部留伊藤博文在华作为*顾问的呼声结合起来看，更可见此次觐见含有深意。但是，光绪帝心目中的此一中日关系是何模式，今已无法得知。因为就在觐见的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基本上失去了*权力。当然，清朝当时应不应、能不能与日本建立另一种特殊关系，又是外交史上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了。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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