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台北《人间世》半月刊第四册五二页。)史家们千万不能忽略这“肃宫廷”三字,如果不对西太后采取措施的话,宫廷又如何能“肃”呢?
西太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障碍。杀一个荣禄,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杀荣禄而包围颐和园,处置西太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维新派早就有过类似想法。康有为声称,如果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台北《人间世》半月刊第三三一页。)杨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日本外务省档案一·六。一、四——二——二,四九——八三。)
最可靠的确证是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会党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引见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节录如下:
二十九日……夜九时,(康)召仆至其室,谓仆日:“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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