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侯补。康与梁正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至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面临地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拨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一人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率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心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日本外务省档案一·六·一·四一二一二，四九一三一五——四九一三一八。)此件大约写作于一八九九年初。当时，毕永年和康有为矛盾已深，写成后交给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二月八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将它上报给日本外务次官都筑磬六。(日本外务省档案一·六·一·四一二一二，四九一三一二——四九一三一四。)它为了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最确凿的材料(冯自由在《毕永年削发记》一文中有简略记载，但未说明资料来源，见《革命逸史》初集第七四页。)，它所记载的某些情节也可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例如捕杀西太后的人选，除毕永年外，还曾急催唐才常入京，这正与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谭嗣同称“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相合。又如它记载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已派人往远处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这同《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说法一致。当然，也有个别情节不准确，例如它记夜访袁世凯的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人，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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