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向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上书，以为祁“以大儒总台纲”，望能“扶士气而维国家”（注：康有为：《上祁子和总宪书》，光绪十四年，抄件。）。

然而，这些活动，没有达到康有为预期的效果，位处高位的既没有周公那样“吐哺握发”的接待，康有为且饱受各种各样的讥讽。据说，潘祖荫“垂接颜色”，“教以熟读律例”（注：康有为：《与潘文勤书》，光绪十四年，载《万木草堂遗稿》卷四。）；祁世长“雅不善西法，门下士有愿为总署司员者，公闻之辄蹙额，相见必力阻之”。康有为请屠仁守、盛昱交祁，祁又以“患鼻血请假”。以顽固著称的徐桐，更以“狂生见斥”（注：康有为：《与徐荫轩书》后康有为亲笔注语，见《康有为政论集》，第51页。）。衮衮诸公，“龌龊保位”，欲求如周公其人，又何其难也。

只有翁同龢，看到《第一次上书》后，态度和上述诸人完全不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十月二十六日”记（注：据《翁文恭公日记》“十月二十六日”两见，而二十七日无，此应为二十七日，因二十六日已记“伯羲来未晤”。本日又记“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来”云云，知盛昱两至翁处，应为“二十七日”。）：

“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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