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投入大，收益慢，非吸收外资不可。为抵御列强掠夺中国路权瓜分中国而吸收外资与为赔款而举借外债不同，即不以政府而以公司或商人作为与外方合作的对象。其形式是借款自造。盛宣怀说“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不要海关抵押，并不必作为国债。”(盛宣怀：《寄王夔帅》，光绪廿二年三月廿七日，《愚斋存稿》卷24，页25。)御史陈其璋在奏稿中主张借鉴美国立国之初吸引外资兴筑铁路、开矿的方式：“为今日之计，不如明降谕旨，听凭我商人自借洋债，厂为开办，国家但为保护。……我多一商办之路，即彼少一蔓延之路。”(《陈侍御其璋请准商人自借洋债筹办铁路矿产折》，《时务报》第64册。)这样，不仅富强可致，且嫌衅可消。这一时期兴筑的铁路皆承此例。这种借款方式虽不能彻底杜绝列强对中国路权的控制，但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一方面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维护了路权。二十世纪初在各地掀起的保路运动中，中国绅商所以能要求赎回路权，并能成功地将几条铁路收归商办，溯其缘由，正是甲午后执行的这一投资政策的结果。

　　被盛宣怀视为“商务之权舆”的银行，在甲午前无一家是国人自办的。光绪廿二年盛宣怀向朝廷递条陈，力主开办中国人自办的银行。十月八日，光绪上谕，命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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