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设立武备学堂。这是洋务时期的重要内容，甲午后则进一步加强整顿和推广。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的上谕指出：“武备学堂能否于各省会中一律添设，并著该将军督抚等妥筹具奏。”(《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97，页186。)三是改武科。在廷臣议设经济特科的同时，荣禄等奏设武备特科。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光绪颁布上谕，直接改革武科，并拟定了时间表：“国家设科，武备与文事并重，……现在风气日新，虽毋庸另设特科，亦应参酌情形，变通旧制。著照该大臣等所议，各直省武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为始，童试自下届为始，一律改试枪炮。默写武经一场，著即行裁去。”(《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5，页440。)
甲午后三年的变法还涉及税制、铸币、外交等，兹不赘述。
如何论定这三年变法的历史地位，笔者认为置其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与此前比，看其多做了些什么？与此后比，看其提供了什么？并真正把握前后的异同。
这三年变法与甲午前的洋务运动相比，发展多于继承。自强求富是洋务运动的宗旨，甲午后的变法继承并进一步突出了这一宗旨。具体的承袭莫如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保持所办企业的民族性。“继承”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致，“发展”亦然。经甲午一战，朝野在痛苦的反省之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一旦顺乎这一规律，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必然会骤然拓宽、豁朗。经济政策上，一改过去所坚持的官督商办而为鼓励绅商自由设厂，资本主义由原先带有的封建垄断性转为纯粹的自由竞争。文化事业上，过去只注重培养少数专门人才（外交、军工、技术等），甲午后则注重广开民智，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教育模式从过去的专门教育转为面向全民的普通教育；从单一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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